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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其二，站在皇上的立场上同意官办对外贸易机构，在泉州、明州（宁波）原有的对外通商口岸上再增加一个上海设为对外贸易口岸，推举鄙人为三地官办贸易机构的负责人。”
“什么！这——这开办对外贸易机构自然可以，可是增设口岸，大臣们可能比较难说服！”钱谦益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，从倭寇海盗猖獗到现在的长毛老外无不对大明的海疆屡屡侵犯，‘海禁’就是因此才施行的政策，何况跟蛮夷做买卖，钱谦益总有那么点不屑，堂堂天朝岂能与蛮夷之邦互通有无！
事实上自宋代以来，中国人的海上贸易就走在世界前列，步伐之大令人瞩目。它为社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，令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，催生了大批商业城市和市民文化。这也正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路径的源头。
但是到了明代，经济政策反而转趋保守。明太祖朱元璋希望恢复简朴的农业社会，实施“海禁”，将本应继续发扬光大的海上贸易大加钳制。后世朝廷也利用种种理由，时张时弛地维持海禁。
海禁阻塞了正常贸易，于是东南沿海走私横行，连带倭寇难平。汪直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的典型而已。正所谓“市通则寇转为商,市禁商转为寇”。明代建国两百后，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终于稍稍改变海禁政策——隆庆开关有限制地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。可以说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“功劳”呢。
不过开关之后，虽然民间海上商贸大发展，但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还是消极的，更别提有什么类似西欧国家的那种鼓励、支持、资助海上贸易、探险的态度。相比之下，同时期的欧洲，没有大一统的帝制，邦国分立和政教争端的局面反而令他们的商业资本得以冲破樊篱；欧洲各国也在竞争中认识到商业资本的价值，大力支持海上贸易。中国与欧洲后来的差距由此拉开。
明末的通商口岸有广州、泉州、明州（宁波），而当时的上海是个县，但是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，布匹行销全国，远销海外，有“木棉文绫，衣被天下”之称。可惜，上海在明朝还未被任何人发现它自身的商业价值，王承恩这个穿越客要进行对外贸易，怎么会放过上海这个后世的国际大都市呢！
所以王承恩准备给崇祯上的对外贸易试点条陈，上海是一定要的试点，为了上海王承恩甚至可以放弃当时有世界‘纽约’之称的泉州。
“鄙人只需要朝堂上的东林大臣站在皇上这边！钱大人可将东林大臣中参选内阁的大臣告诉鄙人，鄙人会在皇上面前全力举荐东林大臣！”
“这——”钱谦益闻及王承恩此言，面色凝重，欲言又止。如果内阁全是东林大臣，那么实际就等于东林党控制了整个朝堂，且莫说明朝政权的历史上东林党人屡屡不得志，光是被贬、被革、被害的东林党人都不记其数。最著名的就是天启帝年间的‘东林六君子’，死得那个凄惨呀！
好不容易挨到了崇祯上位，复员了很多东林大臣，可是这朝堂中以温体仁为代表的齐楚浙党却是东林党的最大劲敌。屡次两个政治派别交手都是东林党人处在下风，要不为了挤身崇祯的新内阁，痛恨宦官的东林党人首领钱谦益也不会去跟王承恩这个太监合作！
王承恩着看着钱谦益，无需出声，他知道钱谦益会自己衡量厉害得失。
良久，钱谦益深吸一口气，郑重的朝王承恩朗声道：“东林党人永远是王公公最坚实的支持者！”
周延儒受贿证据确凿，不用想崇祯绝对不会放过他；东林党人敲定，崇祯又支持王承恩去办试点，这官办的对外贸易试点也没什么大问题了；受周延儒受贿影响，齐楚浙党要在这界内阁胜出看来希望不大了；最重要的是王承恩竟然猜到宫中还有一大笔魏忠贤的藏银，经此一役，崇祯不仅仅对王承恩更为信任，更对自己官员的腐化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而这一切，温体仁、周延儒却一点都不知情，只不过温体仁知道了京城关于周延儒贪赃受贿的传闻，完全没放在心上，只是责怪周延儒行事太过招风，落人口实。（未完待续）